●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界众多专家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科研工程。它所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果被科学界一致推举为1999年中国十大科学成就。
●每代人都有责任、有义务为科学事业的发展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相信下一代人写中国古代史会比现在写得更好。
●中国人研究自己祖先的历史，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说。对于那些好心提供帮助或提过建议或作过贡献的人，我们应该尊重。
“夏商周断代工程”初战告遂，新发现不少，收效甚丰，科学界为之振奋，一致推举为1999年中国十大科学成就。
“断代工程”难度很大，这是可以预想到的。关于中国古代史，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孔子写“春秋”242年，就战战兢兢，“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司马迁称《史记》为“一家之言”，他也没有绝对把握。两千多年，每到一个兴旺的时代，庙堂民间，就有人出来说话，耿耿于怀，不少人为此耗尽一辈子生命。到了20世纪初，在革命洪流中，打倒孔家店，把古代典籍中的精华与糟粕一起泼掉。那种革命的激情，自有他的理由。夏商周距今已三千多年，对中国古代史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研究，一直没有人做过。这次参与“工程”的170多位学者，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为主力，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也都作出了贡献。领导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李伯谦、席泽宗、仇士华，齐心协力，按系统工程的办法，成功地组织领导了这一工程的实施，受到学界的尊敬和赞扬。北大和社科院考古所的14C测年工作贡献特别大。席泽宗院士花了很多心血，领导了与自然科学方面的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历史科学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界都理所当然表示关注。大家都认为“断代工程”意义重大，是中国近年来的重大科技成就。周谷城先生曾说，“立题本身就是成就，几十年前讲这个问题都不可能”。这件事能够做到今天，离不开科技部、基金委的支持。应该特别感谢社科院的领导和科学家们，因为社科院是主力，承担这个任务很不容易。
从长远看，“断代工程”还仅仅是对中国古代史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开端。中国古代史，延伸到远古史，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最近有不少生物学家提出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是从非洲来的，那是从分子生物学基因进化分析中进行推理提出的科学假设。也有古人类学家主张亚洲包括中国在内也可能是现代智人的发源地。最近中国科学家在溧阳、垣曲发现了4000万年前的曙猿化石（Eosimiassinueses），比在埃及找到的类似化石还早500万年。原来认为1000万年前的第三纪中生世的猴子祖先的化石，只有非洲发现过。人是猴子变的，我们都是它的后代。现在中国也找到了猴子祖先的化石。近几年，中国科学家还在湖北的龙骨洞发现170万年前人类用过的石器工具。这些新发现在《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杂志上刊登后，引起世界科学界的重视。不用说几百万年以前人类的远古史，就是1万年前石器时代的历史也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过去认为水稻是从地中海一带传过来的，然而在中国找到了1万年前的稻谷遗存，毫无疑问地证明那时中国已经种植稻了。一万年前，能有人把稻种从欧洲传来东亚，很难令人信服。如果有人提出中国是水稻发源地之一的假说，至少已有少量事实见证。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来自何处这类远古史问题现在是人类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
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研究古代史，必须依靠科学事实，坚持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发现新事实，找出新的规律性的东西，提出新理论，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新内容。没有年代的历史，等于没有历史，只能称为传说或神话，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古代史。众多的欧洲历史和考古学家一直在研究考察荷马史诗中的历史遗存和作者身世，从传说中找到科学事实，把古代传说中被科学证明了的东西纳入到古代史中。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研究的主题比荷马时代更久远，因而更有科学意义，任务也更艰巨。
二千多年来，研究古代史的人们为追求真理，常孤身奋斗，发奋而为，求留一家之言。“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与过去根本不同。有170多位科学家联合起来，按9个课题、40多个专题展开，分工合作，随时进行综合集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历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众多专家团结起来，为了共同目标，为一个“工程”而共同奋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对比较成熟而容易取得突破的古史问题，较快做出有根据又比较合理的年代学。现在得出的最早的确切的古史纪年要比《史记》的记录前推近800年。
全国科学界都热切地注视着工程的进展。老一代科学家们还提出了重要建议：当前最重要的是科学地建立一个古代史框架。全世界都在用公元纪年，至今人们并不确切知道耶稣一定是公元零年生的。自然科学家们认为，以14C测年分辨率来确定古代历史的年代，有10年至20年的精度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定出最可能的年代而标出误差范围是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是以概率论为基础依据“置信度”大小来断定某一事实的。这将为以后的研究改进留下很大空间。任何人如果以后发现新的证据，找到更准确的结论，现在认识中有不对的就应该改正，这就是科学态度。
很多关心古代史研究的人写信对“工程”给以诚恳指教。我看到，负责工程的科学家们对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垂教表示感谢。也有人对当代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史的资格提出质疑。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原则问题，很值得讨论。中华民族的历史，应属于各代人民。每代人都有权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每一代人都有权利和责任去学习、去研究、去发现以至提出新的理论和诠释。历史长河，世代相续。我们走了以后，下一代人就会把这个遗产接过去，成为他们的财富和知识源泉。只有在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环境中，科学才能进步。不能说上一代人研究过的问题，下一代人不能动。这不能成立。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人类知识的长期积累，每代人都是科学的主人，都有责任、有义务为科学事业的发展进步、为科学大厦的壮丽作出自己的贡献。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不认为以概率论为基础的量子力学能正确反映自然规律。他有句名言：上帝不是靠掷骰子创造了世界。但是欧洲当时的青年科学家们坚持研究，创立和发展了量子力学这个非常重要的学科，成了当今几乎所有科学里的基础科学。原子能、微电子、激光、化工、仪表，以至空间和宇宙科学都须臾离不开量子力学。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总是不断提高的，每一代人都有责任和能力推动科学的进步。历史科学也不可能例外。20世纪以前，那时还没有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技术，更没有电子计算机，没有现代科学的条件。例如，那时就无法证明古文献记载的夏初发生过的“星累累如贯珠，焕焕如连璧”这个天文时间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为古代史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工具，从而作出新的贡献。历史科学也要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而前进。再下一代人写中国古代史，会比现在写得更好。应该鼓励和支持青年人学习和研究历史。只要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大家重视、支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会有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历史学家把中国古代史研究推向前进。
外国报刊对“断代工程”发表了不少评论，赞成的，反对的，甚至恶言詈语都有，如有人诬“断代工程”煽动“民族主义”。外国人这么说，我觉得不必太在意。罗斯福夫人爱伦娜·罗斯福说过一句话：“世界上的事，只要你认为是应该做的，你就去做，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因为你做他要骂你，你不做他更骂你”。事情真这样，她的观察很准确。中国有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他说是你偷的。发射火箭、卫星成功了，也说是偷了他的技术。如果什么都不会做，那就骂你“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所以我觉得外国人这么说，更不待说有些政客和附势者的恶言，不必太在乎，管他怎么说！曾到北大讲过一年学的英国数学家、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1919年到1921年在北大做过哲学教授，曾对北大的学生说，“中国人要明白，中国人的利益和世界上强国的利益极少一致，如果有一致的地方，那是偶然的巧合。中国人必须自己团结起来奋斗，才有出路”（见罗素《TheProblemofChina》，1993）。他讲得可能过于尖锐。我们不能光听别人怎么说，否则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关于中国古代史，世界各国近年出版的《世界史》和大、中学使用的主流教科书都说中国的古代史是从商代开始。包括罗素在内，他也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从商代开始，真正有纪元的历史是从公元前722年开始，他是取自《春秋》鲁隐公元年，连公元前841年都没提到。中国人研究自己的祖先，研究自己的民族的历史有什么错误？有些外国自由撰稿人写评论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搞“民族主义”。这种闲言碎语，不屑恤虑，更不可为之心烦。有的人别有用心，不怀好意。也有人是善意，提些建议，我们应该认真听，加强交流，增进理解。
作为科学研究，我们应该做的必须做，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中国的历史是从商代开始的”，这个观念是中国人自己先说出来，外国人再学过去的。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所以，不管外国人怎么说，自己的研究工作必须继续进行。对于那些好心提供帮助的人，从科学意义上提出过建议的人，特别对古代史研究做出过贡献的人，应该尊重，给予肯定和表彰。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科学道德和科学态度。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把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付梓出版，中、英文版都应该有。希望主持这项工作的首席科学家和参与课题和专题研究的科学家们，都能撰写综合性和专题性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与全社会分享新知，同时承担责任。
“断代工程”是一项科研工程，以学术研究成果形式发表，顺理成章。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和支持以后，当可推荐引用。现在教科书中年代学问号很多，可否参照“断代工程”成果改一改，当待智者酌决。
古年代学对社会各界所产生的影响，早已有目共睹。最近看到一位美国朋友在南京的一个演讲《回忆赛珍珠》（RobertTemple：MyMemoriesofpearlBuck，June18，1998），生动地说明古年代学对社会问题以至国际政治可能产生的作用。赛珍珠生在中国，曾任中央大学教授，30年代得诺贝尔文学奖。1962年她在美国费城的一个会上说，“各位，我知道中国，我在中国住过很多年，我在南京教过书，那里有很多朋友。我还记得我那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们，他们是在如何勤勉奋斗、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知识”。“时常有人问，为什么这么高比例的中国人是卓越的人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很久。”“今年是黄帝纪元4660年，在四千六百多年中，中国人一代一代地经历过苦难、贫困、死亡，只有最强的人、最聪明的人才能生存下来。”“我很信仰达尔文的进化论。现在留下的中国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人”。她进一步引申说，“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杰出的一个民族。现在他们拼命地搞现代化建设，搞工业化建设，你们可以相信，他们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他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诚然是错误的。几年前，美国把通向中国的大门关闭了，应该尽快地开放，要和他们交流、对话。可以提建议、提批评，不能这样绝交。我相信，这件事必须在最近完成。否则是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污辱”。仅十年后，赛珍珠的预言就实现了。她这段话在报章上发表后，当时在美国引起不小的震动，赛珍珠记住了孙中山定义的黄帝纪元。
年代学对人类和世界的影响是潜在的，多方面的。无论哪个民族，人们总想知道他们的历史，了解祖先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前覆后鉴，知故创新。这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人类共有的禀赋和文明的觉醒。
爱国爱族和念祖之心是人之常情，人人皆有。研究自己人民的历史是科学界的责任和义务，绝无可非。关于中国古代史，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研究下去。特别希望下一代人，年轻的历史学家们，不恤闲言，勇往直前，续攀科学高峰，超过前人，在科学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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